抗日战争时期,李光前在故乡南安梅山创办“国专小学”。在李硕果积极帮助下,陈村牧举荐的校长人选是志同道合的伍远资,并于lO月起负责并校、建校工作。
1939年2月,省教育厅正式批准“国专小学校”开办,聘请伍远资为首任校长。学校成立董事会,李光前任董事长,陈村牧任副董事长,伍远资兼任校董会办事处主任;董事13人,他们是:李硕果、李引琛、李玉麟、李玉荣、傅无闷、侯西反、陈济民、陈森茂、李天赐、李五香、李成枫、傅定国、李家驹。
从此,国专学校的担子便落在主事的伍远资身上。
伍远资是集美校友,毕业于集美师范学校,深受陈校主倾资兴学“教育救国”思想的影响,奉行陶行知倡导的“生活教育”理论,重视教育队伍建设,注重活的教育和联系家长。由于伍远资忘我地工作,并有效地争取社会的支持,国专学校很快就走上了轨道,得到发展。
可是,芙蓉乡里有些人认为“肥水不流外丘田”,侨商巨富嘱办之事定有利可图,岂能落入外乡人之手?于是,他们寄匿名信、恐吓信,信中夹有,威胁、恐吓伍远资;有的则公开跳出来,当面挑衅、围攻伍远资。陈村牧接到伍远资表白的信函:“平生名利至淡,全无其他欲望,成人之美,贯彻始终,此弟来蓉之志。”村牧深受其献身教育的赤诚之心所感动,他明知这些无耻之徒,明里是要挟伍远资,其实矛头是对准自己的,但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,亲自到芙蓉乡解决这件事,旗帜鲜明地支持伍远资。陈村牧和伍远资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,不仅得到李光前的支持,而且受到李氏家乡绝大多数族人的拥戴。
1940年春,国专小学全面开学上课,共分四校,总校在山尾顶。那时,战火已逼近泉州、南安一带,人心惶惶,有人建议迁校。当时,因太平洋战争,新加坡被日本侵略军攻陷,李光前离开新加坡,陈村牧已不可能事事请示在海外的李光前。伍远资来函征询陈村牧的意见,陈村牧当机立断,于5月9日函复:“当此时局紧张,教职员请发本学期全薪事,自可照办。唯不必提前发给,盖此时泉州尚平静无事,待泉州不幸沦陷时,马上发放未迟。至于部分教员,拟以有组织之集体行为,永不离校,愿随时随地继续教育者,此种精神至堪嘉许,学校应特予补助。假定泉海发生战争后,泉城沦陷证实,可宣告停课。女教员得先离校,男教员应协同学校收拾重要簿籍、文件、学习用品及教具,然后离校。课桌椅等笨重物,于停课后集中贮藏于教室内,雇工看守,以防散失,并请乡中素与学校有关人士时为注意巡视。教职员由学校发给身份证,备沿途查验之用。”村牧沉着部署,临危不惧的精神,感人肺腑。
在陈村牧的关心下,国专小学在战时的困难中继续发展。1939年设的李光前奖学金,原只惠及李氏本乡学子,但从1941年起,全县学生都能享受。1943年,国专小学办了4年之后,有一批小学生毕业。此时,村民因儿童在国专小学学习大有长进,急切希望就近升入初中,就有了增办中学的愿望。但因李光前离开新加坡,一时无法征求他的意见。村牧便同李硕果等乡贤商量后,“擅自”办起了中学。至于中学的名称,也无法请示李光前,村牧和伍远资、李硕果等研究后,决定取李光前令尊的一名国专的“国”字,光前的“光”字,珠联璧合为“国光”作为校名。这校名恰好蕴含集美校歌“英才乐育,蔚为国光”的精神。战后,李光前对此校名欣然接受。
1945年8月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10月,李光前来电嘱继续兴办家乡教育公益事业。陈村牧与伍远资及各董事联函向李光前报告校中情况,提出继续办学的各项工作及所需经费。1946年5月23日,李光前写信给陈村牧说:“国专学校历年来,深赖先生领导与伍校长并力筹划,维持至今,心力烦劳,感佩至深。窃念国专前途,仍有赖于先生之指导及伍校长之主持,望二位先生尽力襄助,以酬窃兴学报国之夙愿。”
新、马沦陷期间,李光前南益公司各厂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。工厂的恢复和发展,需要资金,同时他还支持集美学校,投资集友银行,但对国专小学、国光中学所需经费,都一一应允,足见他办学之坚心。
1947年,李光前将原南洋企业有限公司的股份售出,得三万元港币交给国专。该有限公司是抗战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、王青文在上海倡办的,李光前、叶玉堆、陈六使、李俊承、陈延谦等5位占股份的半数(共叻币25万元)。战时该公司被官僚所操纵,战后原驻新加坡总领事担任南洋经理,李光前等都因不愿与官僚纠缠,全部退股。
伍远资自1946年起专任国专学校董事会办事处主任,负责筹办国光中学,而由吴序璞接任国专小学校长。
战后的集美学校,疮痍满目,百废待兴,而陈嘉庚在新加坡、马来亚的义成公司9间工厂,有四五间机器被拆,货物被毁,损失惨重,经费拮据,殊难维持。但陈嘉庚还是关注芙蓉的办学情况,常函促陈村牧经常前往芙蓉与伍远资及李硕果等商讨办校的事情。
陈村牧为国专学校的成长,为国光中学的筹办,作出了不懈努力,为此,陈嘉庚给予充分肯定,1948年2月2日,他写信给陈村牧曾说:“光前若非付托先生,决无现下之成绩。”
新中国诞生后,陈嘉庚回国定居,决计继续兴学育人的伟大事业。作为陈嘉庚的好学生,陈嘉庚爱国兴学的坚决支持者和不懈的实践者——陈村牧,深受人民政府重视教育的方针政策所鼓舞,协助陈嘉庚继续办好集美学校,积极参与筹划由李光前捐资、陈嘉庚主持的厦门大学和国光中学、国专小学的校舍扩建工程。他除了将主要精力放在集美学校的建设与发展的全局工作外,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光中学和国专小学的发展。
从1950年起,李光前又捐巨资,为国光和国专两所学校扩建和新建了一批校舍。国光中学增设了高中部,成为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;国专小学由一所扩展为四所,即国专一校、国专二校、国专三校和国专四校,同时增设国专幼儿园。新建和扩建校舍,都是在陈嘉庚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。作为陈嘉庚的得力助手,村牧也参与了校舍建设的规划和计划的实施。1950年10月,在开始大规模建设校舍的前夕,他陪同陈嘉庚赴芙蓉村视察了两校。在1950年11月至1955年12月间,村牧先后三次到国光中学视察,了解学校工作和教学情况,及时向陈嘉庚汇报。
1988年10月18日,陈村牧不顾年迈体弱,亲赴南安县梅山镇,参加李光前诞辰95周年暨国专小学建校50周年纪念大会,并在会上作了讲话。他在回顾自己襄助李光前创办国专小学的经过之后,深情地说:“光前先生为人处事,不仅赤诚爱国、兴学育才,对公益事业也一贯慷慨解囊;而对个人和家庭生活,却俭朴。今天,我们应该学习和发扬他的艰苦奋斗、百折不挠的精神,为培养一代新人而努力奋斗。”村牧正直无私的胸怀和对光前高尚品格的客观评价溢于言表,受到与会的数千名师生和村民群众的欢迎,不时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陈嘉庚与陈村牧在事业上的默契配合,精神上师承关系,是如此密切,跨度又是绵亘延长。半个多世纪来,陈村牧为陈嘉庚的教育事业可谓呕心沥血、鞠躬尽瘁。他把陈嘉庚的构想化为现实,让嘉庚的教育思想之花遍地开放!
陈村牧除了协助李光前在家乡办了“国专”“国光”之外,还帮助惠安刘玉水在故乡办了荷山学校等多所学校。1945年8月,在同安马巷设立集美初中分校,由陈延庭兼任主任;1934年间,金门侨商陈睿友在家乡兴办“睿友学校”,其首任校长王国祯也是陈村牧介绍的。陈嘉庚在集美学校还设教育推广部,补助闽南各地中小学。从1924年至1935年,每年补助费支出达2万余元,受补助之学校多至70所。这些学校的办学情况,陈村牧都要给予关注,这耗去他很多精力和时间。1937年秋,曾计划恢复教育推广部,但因抗战期间,学校迁移,没能恢复。
只要是教育的事情,陈村牧都愿意付出,并不索取。许多学校都聘请村牧兼任董事,他真正去指导,但酬金分文不取。有这样一个趣谈,李光前为感念村牧为他代劳办“国专”、“国光”学校,托人从海外带回一副西装料,要酬谢村牧。来人笑问村牧:“光前兄可有给您付薪金?”他诙谐地说:“我已领了他泰山的薪金,怎能再赚他的钱。再说这块布料是英国伦敦出产的精毛西装料,我还从来没穿过这样好的布料……”来人会意一笑。光前深知村牧的为人,重金厚礼定会拒收,一点布料也许还会笑纳。知村牧者,莫若光前也。君子之交,淡如水!
村牧的心比金子还珍贵啊。“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!”教育与人生的高度,不是金钱所能显示,而是以情感的纯度来标示的。友谊的价值,岂是几个铜板衡量得了的!